两会前瞻 | 郑永年：乡村振兴的三层思考
导读 · 2023.02.28
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也是即将召开的两会中重要发力点之一。2023年2月24-25日，首届乡村振兴塘口论坛在阳江市阳西县举办。本届论坛以“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与广东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探索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三农现代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不仅需要顶层设计，也要把规划和发展落实好。论坛上，郑永年教授发表了题为《如何做好广东省三农现代化研究》的主旨演讲。三农现代化不仅关系到广东省的高质量发展，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中之重。本文由演讲内容整理而成。
谢谢大家，首先祝贺首届乡村振兴塘口论坛的召开。我因为日程的关系只能用视频发言的形式参与这个论坛。我认为这个论坛非常有意义，尤其是对于广东省而言。去年中国共产党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乡村振兴，体现了党中央对乡村振兴的高度重视，广东省政府也在春节后的第一天召开了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并且就乡村振兴提出了“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以下简称：“百千万工程”）。
我认为如今的“三农现代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过去我们谈的是“三农问题”，现在则是转向“三农现代化”，这是一种思维和思想上的变化。以前强调“三农问题”，因为当时我们一些人总有一个假定，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会把“三农问题”消化掉。但是，现在看来，发展并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强调三农现代化并不是说当前的现代化、工业化无法解决三农问题，而是强调农业、农村、农民如何实现现代化。三农现代化了并不是三农就会消失。三农是一个永恒的现象，三农现代化也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把三农现代化的顶层设计做好，也要把规划和发展落实好。
因此，在今天的这个论坛上，我就三农现代化，提出三层思考。
哲学思考
第一层就是哲学层面的思考，这是最重要的。中国三农现代化首先需要哲学层面的思考，可以结合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对中国农耕文明的论述。我认为要在政策层面来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先从哲学层面对三农进行一些思考。
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着不同价值冲突的问题。比如西方面临各种激进主义思潮，中东地区的宗教极端主义思想正冲击着世界。世界当下的价值体系是什么？既然老的价值体系已经不行了，那么新的价值体系该是什么？在西方，一些国家正经历着保守主义思想的复兴，比如欧洲诸国开始放弃往日的所谓“文化多元主义”，而转向重新强调社会主流价值，也即传统价值体系；中东一些国家（尤其是土耳其）正在恢复传统宗教思想的影响。
2020年，土耳其圣索菲亚大教堂从博物馆变成清真寺（图源：Getty Images）
而我们国家实际上也是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只是问题的不同程度而已。实际上，在社会层面，各种社会意识形态有严重分裂的迹象。因此，我们要回答如何重新建构我们的价值体系的问题。有一个问题需要直接提出来，即，过去建立在农耕文明之上的、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传统价值体系还要不要？过去我们常说的“孔孟之道”便是农耕文明的产物。传统数千年形成了“儒释道”三合一的价值体系，今天如何延续？如果要延续，那么要哪些价值？而这些价值又该如何发展下去而实现价值的现代化？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多人还没有想清楚，至少想得不够清楚。
比较一下其他东亚文明，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甚至包括中国的台湾和香港，这些社会都把几千年留下来的传统农耕价值思想保存得很好。很多人到了这些社会，发现他们更接近于中国的传统。尽管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没有传统的农耕文明支撑，没有我们所说的“农业、农村、农民”，甚至正式“废除”了农业。但是，从70、80年代开始，李光耀先生一直在主张新儒家和亚洲价值观。前阵子，李显龙先生还在讨论新加坡要不要像中国那样建立老人院。老人院不符合儒家的传统价值观。儒家传统是不会容许把老人置于老人院的。在农耕文明的价值体系中，家庭是关键，老人老了，应当由家庭来养老。我认为李显龙这种思考是非常有启发性。我们一方面在强调文明自信、文化自信的时候，我们的思考很可能在很多方面正在被“西方化”了。比如“家庭”既是儒家文明的核心，也是儒家文明的载体，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家庭的态度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所做的很多方面并不有利于家庭的发展，而是恰恰相反。这就造成了今天的困局：一方面，我们所需要解决的一些主要问题有待于家庭发挥作用，例如养老、护幼和生育；另一方面，我们则在快速地把这些责任转移给国家和社会，而国家和社会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
因此，我们需要对过去的农耕文明进行一些哲学上的思考，思考清楚以后，我们才可能制订有效的政策。
理论思考
第二个层面的就是理论的思考。其中，又可以分成几个方面，要搞清楚几个方面的问题：政府、社会、经济这三者各自的组织体系以及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要研究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传统农耕文明的经济体系是什么样的？社会体系是什么样的？政治体系是什么样的？也就是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和政治治理它们各自怎么形成、运作和生存发展的？第二，传统农耕文明的政府和社会关系怎么处理？政府与经济关系是怎么处理的？社会跟经济关系是怎么处理的？我们要把两千多年的，尤其是明清以来的历史经验总结好。
大家可以去看看以前的研究，比如萧公权先生对清朝中国乡村文明体系的研究，我认为直到今天依然非常有意思。例如，今天我们讨论农村的政府、村民自治、经济组织这三块的内容，也是我们几千年历史里所讨论的内容。尽管从传统到现代，乡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为什么这三大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入手来理解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这是一个乡村在大转型过程中的再生问题，我们要研究清楚，否则我们既不了解过去，也很难了解当下，更难理解未来。
图源：网络
所以我认为，在理论层面，我们要：第一，总结好我们数千年的历史经验；第二，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农理论梳理清楚；第三，要对总书记对农耕文明和乡村振兴的论述进行学理化的研究，即是要做一个系统的理论梳理。
政策思考
第三个层面就是政策层面的思考。我们前面为什么要强调哲学思考、理论思考，因为如果这两个层面思考不足，我们就很难做好政策思考。在政策层面，我觉得如下几个大问题可供大家讨论。
第一，必须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农耕文明的载体是谁呢？农耕文明这个载体是不是仅仅是农民呢？
图源：网络
我们要从世界范围尤其是西方的历程来看回答农耕文明的载体是谁这一问题。从近代化开始以后，尽管近代化往往摧毁乡村社会，但为什么欧洲社会对农业、对农村、对农民那么强调？为什么欧洲社会从来没有把农村看成落后的象征，反而认为农村是传统价值观的载体呢？我们当下没有这样的思考。近代以来，我们往往把农村看成落后的象征，结果很自然也轻视了农耕文明所产生的价值体系。我认为，几千年农耕文明的载体就是全体人民，而不仅仅是农民。放在今天也一样，农民是农耕文明载体的一部分，更重要的载体是城市居民，城市居民必须成为农耕文明的载体，否则回答不了农耕文明向何处去的问题。那么，如何使得城市居民成为农耕文明及其价值观的载体呢？我们需要思考。东亚农耕文明里面的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他们既是城市化高度发展的经济体系，但同时也保留了传统价值观。我们要看看这些社会如何让城市居民成为承担农耕文明的载体。此外，越南也在快速实现现代化，但其儒家文明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强化。也就是说，我们既要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也要看东亚其他儒家文明经济体的实践经验。
第二，我们要改革甚至要废止户口制。虽然现在有户口制度，但过去中国几千年是没有户口制度的。只是说建国之后特殊历史条件下才产生了今天人们所见的户口制度。中国传统农业文明的人大部分都是生活在乡下的，过去的人们没有今天这样的户口观念或者居住观念，只有阶层观念，即“士农工商”。阶层是劳动分工的概念，而不是户口的身份概念。而且，“士农工商”这四个阶层是开放的，尤其是“士”这个阶层成为通过科举考试而实现社会阶层流动的制度。建国以后，因为国家主导的工业化等特殊的原因，才有户口这种身份制度的出现。我认为，农民身份也好、城市居民身份也好，不应该被户口限制住，我们应该只有分工的差异，而不是身份的差异。以后，只有农村居民、城市居民这样的概念就可以了，而不是像现在需要用户口的制度来区分身份。我们已经对户口制度进行了多轮的地方性改革，但还缺乏全国统筹的改革，这个统筹的改革就是废除城乡身份制度。
第三，只有在废除身份制度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实现城乡双向流动。过去的几千年我们都是双向流动的，正因为双向流动，我们的农耕文明才能传承下来。以前“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无论谁在哪里发了财，或者在哪里当了大官，最终还是要落叶归根，归根到自己以前出生的地方。这是中国传统的优势，流传了几千年。今天人们所见到的大多数乡村建筑都是双向流动的产物。今天，各个地方的优质资源都聚集在城市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农民进城来享受这些优质资源呢？而且农民进城也是作为缩小城乡差异、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要认为乡村会因此而消失。我们要允许城市有条件的中产阶层进入乡村，尤其是中上层阶层下乡，去实践过去几千年的中国传统。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均衡发展。或者说，通过城乡的双向流动实现城乡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如果要实现双向流动，土地制度必须改革，实现城乡一体化。我们的“百千万工程”不光是乡村的孤立振兴，而必须实现城乡一体化、城市化化和工业化一起考虑。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工程。土地制度的改革有几个主要目的。第一，是为了乡村土地的集约化。现在占据土地的人口很多，土地却非常分散，农民无法通过在一块很小的土地上劳作来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第二，农民一方面想进城，另一方面不想放弃农村的土地。这个所谓的“私心”非常容易理解，其背后原因是城市具有不确定性。城市的社会保障没有做好，各种政策没有让农民真正融入到城市生活中来。所以，我们在下一阶段的城市化过程中要考虑到进城农民的利益，不但要废除身份的限制，还要为他们进行城乡的统筹。当通过统筹解决了农民的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公共服务问题的时候，农民才真正实现城市化了。
浙江省安吉县制定的《美丽乡村建设指南》被确定为国家标准（图源：人民网）
在践行双向流动的时候，我们要鼓励广义上的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当下，人们看到的乡村振兴是来自那些企业家的资本，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我觉得，光有现在企业家的资本还不够，还要更强调、更关注那些分散的、庞大的城市中产群体。一方面，他们能够带来资本，并且他们的资本比较分散，不会造成几个企业家进入农村所带来土地的过度集中的情况；另一方面，他们的下乡也是一种文化下乡，可以解决农村文化短缺的严峻问题。当下农村的流出问题不仅是资本的流出和人口的流出，因为农民来城市买房、送小孩到城市上学，城市中产下乡也是为了解决农村文化贫乏的问题。过去几千年我们通过乡村绅士来解决文化贫乏的问题，那么现在城市人的下乡也是通过资本和文化的下乡来再造当代“乡村绅士”。很多地方都在恢复所谓的“乡贤制度”，但是这种流动的或者短暂居住的“乡贤”很难实现农耕文明的现代化。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现在广东“百千万工程”不能光看经济上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还要看到农村作为制度体系的现代化问题，看到农民现代化的问题。我认为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刚好对应我之前一直在讨论的三个层面的现代化问题，即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人的层面的现代化。从世界范围看，成功的现代化都是三个层面同步、协调发展的现代化，而不成功的现代化都是单方面、单向面的现代化。如果说农业的现代化可以对应物质的现代化，那么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对应的就是农村治理制度的现代化的问题，包括城乡双向流动制度，而人的层面的现代化就是文化、社会生活的现代化。
概括地说，“百县千镇万村工程”项目很重要，我们要从多层面的思考才能真正地把这个伟大的工程做好。我个人觉得乡村的伟大振兴是中华民族复兴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我希望通过今天的论坛，把这个问题的各个层面思考清楚，这样才能推出有效的政策，真正把中国农村作为中国文明复兴的一个有机部分来振兴。
*本文内容原载于IPP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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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袁浩延
审核 | 冯箫凝 黄紫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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